中国人民与拉美人民的人员交往源远流长。在广袤的拉丁美洲土地上,华侨华人的足迹遍布拉美各国。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拉美华侨华人的介绍多散见于一些通史性著作中,专题研究也多限于拉美国别史或就华侨华人的某个问题如早期华工展开讨论,对拉美华侨华人做全面介绍和研究的成果不多。因此,与欧美、东南亚华侨研究相比,拉美华侨华人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笔者曾在中国驻拉美使馆、领馆和代表处工作18年,并在秘鲁、厄瓜多尔、巴拿马主管领事侨务工作,有机会与驻在国总统、外长、内政部长和移民局长等政要接触,并亲自到尚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等中美洲国家与当地侨领接触,获得了有关拉美华侨华人人口统计数据等方面的第一手材料。据此,梳理拉美华侨华人历史变迁的脉络及其现状,希望有助于人们对拉丁美洲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的认识。
一、拉美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
最早到达墨西哥和秘鲁的华侨是从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转道而去的。1521年,西班牙远征队抵达菲律宾,1565年开始对菲律宾长达300年的统治。自14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之日开始,拉丁美洲逐渐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中国在三国时期就开辟了到达菲律宾的航线。唐代已与菲律宾建立了贸易和文化联系。明代在菲律宾的商人达万人之多。中国驻西班牙、美国、秘鲁公使张荫桓称:“西班牙日报言,小吕宋一岛华人自行设官治理,俨然一小中国也,宜设法禁拒华人之来云。华人旅食海外,近几无可托足,微特墨洲已也。” 自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中期,有一些中国商人,先到菲律宾,而后沿着菲律宾——墨西哥之间的太平洋航线到达墨西哥和秘鲁等地经商。“查墨国记载,明万历三年,即西历1575年,曾通中国。岁有飘船数艘,贩运中国丝绸、瓷、漆等物至太平洋之亚冀巴路高埠(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分运西班牙各岛(指西属拉丁美洲各殖民地,特别是加勒比海诸岛)。其时,墨隶西班牙,中国概名之曰大西洋。我朝乾隆五十年,西班牙伐英而败,太平洋商船虑为英虏,墨遂叛之,刻乃自主。” 由此可知,1575年有数条船往来于马尼拉港口与阿卡普尔科港口之间,那时一些华侨随船前往,或经商、或打工。16世纪初,阿卡普尔科市已经建成了唐人街。1613年,根据秘鲁政府人口统计,在秘鲁有38名华裔,他们是从菲律宾前往秘鲁的。16世纪末,西班牙王室下令,允许华人技工进入美洲,于是,大约有5000多名木匠、铁匠、泥瓦匠、首饰匠、理发匠、缝衣匠从马尼拉转道去了美洲。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养家糊口、生儿育女,是华侨移民拉美的先驱。后来于1806年,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拐骗339名华工,偷运到澳门,分两批乘葡萄牙船再转乘英国船到特立尼达甘蔗园做苦力。1810年,葡萄牙人从湖北省拐骗上千名茶农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种植茶树。但是,华侨大量到达拉丁美洲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事。
(一)早期中国人移民拉美的社会背景
就拉美方面而言,哥伦布于1492年到达美洲时,当地土著人——印第安人大约有4000万至6000万。由于殖民主义者残酷杀戮和传染疾病,到1650年时,印第安人减少到1200万人。从1492年到1605年的100多年里约有3300万印第安人死于非命。 西班牙王室原先于1503年、1511年和1526年,三次下达允许把拒绝服从西班牙统治的印第安人变为奴隶的命令。后来见印第安人口急剧下降,出现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局面,于是在1542年、1543年、1548年三次下令禁止把印第安人变为奴隶。
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西班牙于1502年首次从非洲运送黑人奴隶到加勒比海上的圣多明各岛,此后黑人奴隶便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到美洲各地。从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欧洲殖民主义者向美洲运送大约1500万黑人奴隶,其中16世纪为90万,17世纪为275万,18世纪为700万,19世纪为400万。 而据巴拿马运河博物馆馆长安赫莱斯?拉莫斯?巴克罗博士介绍,实际到达拉丁美洲的黑人有850万人。黑奴生意初期由葡萄牙垄断,不久西班牙、法国和英国都参与其中。在长达400年的掳掠和运输过程中,大约有5000万~6000万 非洲黑人悲惨地死去。惨无人道的奴隶制不断遭到黑人的反抗。
受到1776年美国独立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1804年海地人民奋起反抗法国殖民者,获得了民族独立。当时海地全国有54.5万人口,白人仅有4万,其他均为有色人种,其中黑奴有48万。 极少数白人压迫绝大多数黑人的现象被终止。海地的独立对拉美影响极大。不久,智利、委内瑞拉、秘鲁、阿根廷、巴西等十几个国家均获得独立。黑奴贸易遇到非洲和美洲的激烈反对。英国(1833)、西班牙(1835)、古巴(1845)、法国(1848)、秘鲁(1855)、美国(1865)相继宣布禁止贩运黑奴。宗主国和附属国先后禁止黑奴贸易,从而断绝了拉美地区劳动力的来源和出售市场。欧洲殖民主义者遂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亚洲。
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列强打开了古老中国封闭的大门。一方面,欧洲人口贩子勾结中国官府,大肆掠抢和贩卖中国人口;另一方面,用一纸契约把不少青壮年诱骗到美洲。据史料记载:“华人来祕始于道光二十八年,即西历1847年,散处各埠,亦将6万人矣。”当时秘鲁全国人口269万,华人占2.2%。 1860年签订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允许公民自由移民,实际上是使苦力贸易合法化,把大批中国人投入人间地狱。苦力贸易与黑奴贸易基本无异。苦力贩子从中国(尤其是澳门和厦门)向拉美运送劳工,有被绑架、诱骗去的,有签订契约后去的。在海上病死的华工被扔入大海,活着到拉美的华工如同奴隶。不论是欧洲还是中国,都未认真地纠正过这种恶劣行径。当时的中国政府多次发布禁令,但官员不执行,这种情况持续了多年。经过华工不懈抗争和清廷的反复交涉,1866年,英国和法国与中国签署移民协定;1874年,秘鲁下令停止中国苦力贸易;1875年,葡萄牙宣布禁止贩运中国苦力。同年,古巴宣布禁止输入契约华工。此后,苦力贸易才被迫停止。一直到19世纪末,自由移民才取代了苦力贸易。原来的苦力也有了相对自由。
(二)华侨华人在拉美的数量及地理分布
目前,在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33个国家中,华侨华人总数约有121万人(不包括华裔和混血的中国人),其中秘鲁有10万人,巴西有25万人,巴拿马有17万人,墨西哥和厄瓜多尔各有7万人,哥斯达黎加有5万人,阿根廷有10万人,委内瑞拉有20万人,苏里南有4万人,牙买加有2.5万人,多米尼加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各约有2万人,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各有1.5万人左右,玻利维亚有1万人,圭亚那有0.7万人。
自1847年起至1874年,大约有700万华工被运往世界各地,其中有30万从澳门和厦门上船前往拉丁美洲。表1显示,古巴接受的华工最多,为12.6万人;其次为秘鲁,为11万人;再次为巴拿马,为3.4万人,到英属、法属与荷属殖民地的华工合计为5万人。1874年以后的华工,名义上可以说是自由移民了。19世纪末,到智利的华工为1000人,到墨西哥的华工为1.3万人。古巴华工一般都在甘蔗园劳动,秘鲁华工从事开采鸟粪、修建高原铁路和大种植园的劳动,巴拿马华工则从事修建两洋铁路和开凿运河的工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些拉美国家追随美国,开始对中国人入境采取限制和排斥的政策,造成华侨人数减少。1918年之后,因发展经济需要劳动力,拉美国家放松了限制政策,华侨人数有所增加。此后由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墨西哥、巴拿马等国掀起排华浪潮,华侨人数急剧下降。由于华侨在经济生活中的明显作用,世界经济形势好转之后,拉美国家再次放松对华侨的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华侨人数又有回升。1941—1944年,拉美国家的华侨人数约为10万人,其中古巴为2.4万,秘鲁为2.35万,巴拿马为1.3万,牙买加为1.3万。1949—1978年,中国内地移民基本停止,台湾、香港和澳门移民使拉美的华侨华人人数有所增加。1978年以后,中国内地向拉美国家的移民增多,华侨华人的人数增幅较大。1979—2013年,中国内地移民总数为934.3万,其中有75万移民到了拉美国家。
另外,据巴拿马外交部政策总司长达里奥?奇鲁介绍,在拉美的混血种人极多,约占拉美33个国家总人口(5.77亿)的45%。第一代混血种人称为原发性混血种人,印第安人与欧洲白人的混血人称为梅斯蒂索(mestizo),简称印欧混血种人;印第安人与非洲黑人的混血人称为桑博(zambo),简称印黑混血种人;非洲黑人与欧洲白人的混血人称为穆拉托(mulato),简称黑白混血种人。那么,中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种人叫什么?西班牙语中没有一个词汇专称,具体人数也很难统计。以巴拿马为例,华人刚去巴拿马时,只有极少数人与从中国去的女性组成家庭,也有人回国找配偶,再带到巴拿马。大多数人或独居,或与巴拿马人组成家庭,这就出现了混血的中国人。据2004年巴拿马移民局公布的数据,带有中国姓的巴拿马人占全国人口的10%,即30万人,另外,巴拿马官员对中国人的歧视和对中国人的姓名的无知,使不少中国人丢失了中国姓,只剩下连自己都不知道的部分中国血统。巴拿马前总统吉列尔莫?恩达拉于2004年2月20日告诉笔者,华侨、华人和华裔人数占巴拿马总人口的30%。研究巴拿马华侨史的谭坚先生认为:“35%的巴拿马人口可以在他们的家族谱系中找到中国血统。” 由此估计,巴拿马华裔有30万人是可信的。而秘鲁的华裔则更多,说有120万华裔并不夸大。笔者在秘鲁使馆工作期间,经常接待一些从山区来的区长、市长,从相貌上看完全是印第安人,但他们说,其爷爷或奶奶、姥爷或姥姥是中国人。厄瓜多尔有20万华裔,墨西哥有40万华裔。有学者认为,拉美国家和加勒比地区的华侨、华人和华裔总共约有340万人。
二、拉美华侨华人社会地位的变迁
无论是早期的契约华工,还是后来的自由移民,大多数华侨抵达拉美后都经历了生存、融入和创业等不同阶段,中国人移民拉美史也是一部苦难史、奋斗史与创业史的结合。
(一)生存与融入阶段
早期华工在拉美都是做重体力劳动,如收甘蔗、修铁路、修运河、挖鸟粪、采矿石等。在1874年以前,做着与黑人奴隶一样繁重的工作,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其劳动强度之大、劳动时间之长、受压迫之深、受剥削之残酷,是语言难以表达的,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但是华工身上有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和不惧艰险的文化因子,他们在不可思议的险境之中生存下来了。稍有积蓄后,一是给父母汇钱,二是惦记着改变自己的处境,额外干点儿零活,做一点儿小生意,然后逐渐发达起来。除华工外,还有从菲律宾转道而去的中国商人,他们的起点较高,发展较快。还有人们常说的“三把刀”,即菜刀(餐馆)、剪刀(裁缝店)、剃头刀(理发馆),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到国外后,生活有基本保障。总之,华人到拉美的初期是谋求生存站稳脚跟的阶段。
由于语言不通和生活习惯不同,早期华工往往喜欢抱团,即一起干活,一起生活,形成一个封闭的社会圈子。从第二代起,他们就有了当地朋友、同学、同事,与社会上的各种人打交道,逐步融入当地社会,包括语言、文化、娱乐、生活习俗都当地化了。他们接受了比父母更好的教育,拥有比父母更好的职业。他们已融入当地,就是自己不觉得自己是外国人,当地人也不觉得你是外国人,周围的人都认为你是本国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享受与当地人一样的待遇和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加入居住国的社会团体和政党组织并在其中担任一定的职务,从而为参政打下较好的社会基础。
(二)创业阶段
华侨在居住国站稳脚跟后,有志气的中国人开始把小生意做成大生意,把小企业办成大企业,把小饭店开成大饭店。拉美各国独立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华侨在政治上敢于反抗强暴和支持拉美国家的独立并浴血奋战 ,经济上,在餐饮、商业和贸易领域崭露头角,使其处境有所改善,地位有所提高,有了相对较好的创业的政治环境,但成为经济翘楚还是19世纪以后的事。到20世纪末,拉美华侨华人在农垦、博彩、房地产、连锁超市、电气化工、餐饮、服装、石油业、养殖业、建材业、金融业等行业取得了突出成就,出现了一批知名的华商和企业家,如秘鲁的戴宗汉、戴贺廷兄弟,巴西的沈鹏冲、林训明,巴拿马的陈奉天,阿根廷的朱治华、袁建平,苏里南的张运华,哥斯达黎加的翁翠玉、陈桂明,墨西哥的梁权暖,玻利维亚的杨启周,洪都拉斯的陈玉珠、叶慧明兄弟,尼加拉瓜的王海南,萨尔瓦多的陈文仪兄弟,危地马拉的陈祖建,等等。他们中有资产过10亿美元的,有过亿美元的,有过千万美元的,有过百万美元的。餐饮业和零售业在华侨经济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秘鲁全国有中餐馆5000家,仅首都利马就有3000家。秘鲁人说,每一条街上都有一家中餐馆,吃中餐已经成为秘鲁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称中餐馆为chifa。阿根廷华侨华人2010年的超市销售额占大布宜诺斯艾利斯销售总额的16.7%,而且还在快速增长。巴拿马零售业的80%掌握在华侨华人手中。2006年,一位巴拿马商业老板对笔者说:“我们竞争不过中国人,他们24小时营业,没有假日,左邻右舍可以先拿货,价格最低,质量最好,每个月结一次账。我认输,改行搞进出口。”
(三)参政阶段
第一代中国移民基本上没有参政的,即使第二代也是从基层官员起步;到了第三代,参政的人数多了,职务也提升了。不过,进入政界高层的主要集中在秘鲁和巴拿马,其他拉美国家还比较少见。
除去在政界出人头地之外,还有人经过刻苦努力,克服阻力,成为居住国的法官、律师、教授、医生、作家和画家。他们在各自领域辛勤耕耘,荣获负有盛名的奖章和勋章,为居住国和祖籍国争了光。
由于表现杰出,拉美国家对华侨华人普遍持尊重的态度。1931年10月,古巴为在独立战争中建立不朽功勋的华侨修建了8米高的圆锥形纪念碑。1986年7月23日,圭亚那政府在乔治敦修建了华人抵达圭亚那133周年纪念碑。2010年12月13日,圭亚那总统贾格迪奥会见华侨华人代表时,称赞华侨华人多年来为当地社会做出的贡献。秘鲁总统藤森于1991年签署确立7月25日为“秘鲁——中国友好日”的最高法令。1999年,华侨和当地政府在卡亚俄市树立了华人抵达秘鲁150周年纪念碑。秘鲁总统加西亚于2006年10月15日参加在利马唐人街举行的华人抵达秘鲁157周年活动,并发表讲话,称赞中国是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的火车头。2000年,哥斯达黎加总统曼德里格斯说:“华人移居哥斯达黎加有近150年的历史,对哥斯达黎加各界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在文化、艺术、科技方面,拉美第一位太空人张福林就是华裔。”巴拿马议会于2004年确定每年的3月30日为“华人日”。2005年修建了“华人抵达巴拿马150周年纪念碑”。华侨和华人编写纪念华人抵达巴拿马150周年的大型画册《中华之光》时,巴拿马议长埃利亚斯?阿列尔?卡斯蒂略?冈萨雷斯(其夫人是华裔)和第一副总统兼外长萨穆埃尔?莱维斯?纳瓦罗撰文表示祝贺,盛赞华侨华人对巴拿马的伟大贡献。2014年5月,新上任的巴拿马总统胡安?卡洛斯?巴雷拉高度赞扬华工对巴拿马社会进步的贡献,而首都巴拿马市市长布兰顿则代表执政党——巴拿马主义党向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华侨表示道歉。巴西圣保罗议会确定10月7日为“中国移民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统乔治?马克斯韦尔?理查兹于2006年10月12日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纪念华侨抵达200周年,并把第一批华人1806年10月12日离开澳门的日期定为“中国节”,全国放假一天。2013年11月,智利中华会馆成立120周年之际,智利总统萨巴斯蒂安?皮涅拉?埃切尼克发贺信表示:“我们应对早期来到智利的中国移民的勤劳和勇敢表示高度的认可。”智利前总理里卡尔多?拉格斯写信说:“华人移民受其漂泊的灵魂和勤劳的天性所驱使,在智利落地生根,他们在硝石矿和小商铺中努力工作创造出的华人社会,应该在我们的历史中受到更高的评价。” 华侨华人被人蔑视、被人轻视和被人忽视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大,华侨华人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
三、拉美华侨华人对中国的贡献
与所有海外华侨华人一样,无论何时何地,拉美华侨华人始终怀有一颗爱国爱乡之心,他们以身为中国人而骄傲。不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拉美华侨华人在爱国爱乡方面都有不凡表现。辛亥革命时期,秘鲁华侨成立华侨筹饷局,决定将筹款“由银行电汇,以备孙逸仙君随时调用”,1911—1912年,秘鲁华侨共捐款10万美元。广东花县人刘连成亲自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队作战,受伤后于1924年赴巴拿马,创建中华总会,以凝聚侨心,凝聚财力,支援革命。据统计,巴拿马华侨为孙中山捐助27454银元。抗日战争时期,拉美华侨积极出钱出力,共捐助815万美元,其中古巴240万美元,墨西哥200万美元,秘鲁104万美元,多米尼加51万美元,特立尼达48万美元,苏里南28万美元,圭亚那25万美元,巴拿马19万美元,委内瑞拉14万美元,尼加拉瓜14万美元,智利14万美元。 巴拿马华侨陈昆庆、古华康、蔡斯达还亲自参加了抗日战争,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古巴侨团多次组织华侨到日本驻古巴使馆表示抗议,并致电美国国会和国际联盟,要求他们主持正义。
秘鲁华侨戴宗汉是拉美华侨的一面旗帜。他旅居秘鲁60多年,当初致力于开荒种地,培育出高产稻谷,并向秘鲁人民传授种植技术。1968年,秘鲁议会向他颁发了奖状和勋章,以表彰他在农业方面的贡献。除了努力回馈当地社会,戴宗汉兄弟也积极捐助侨乡文教事业。20世纪80年代初,戴宗汉兄弟捐资兴建了广东省人和镇的高增小学、人和小学和广州市第73中学新教学大楼,尔后又捐资600万港币兴建人和华侨医院。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于1988年授予他们“广州市荣誉市民”称号。花县侨胞于1995年为花县儒林村学校捐款32万美元,2001—2003年,为花县修路捐款20万美元。巴拿马牛口省的老华侨邹文桂为中山家乡不断地捐款,至2005年,累积捐款35万美元。
每逢举行大型纪念活动或国内有自然灾害时,拉美华侨总是踊跃捐款。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巴拿马中华总会代表华侨捐款达20万美元。此外,拉美华侨多次接待国内到访的各种代表团,为中拉关系牵线搭桥。他们不仅是居住国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推动与祖国发展关系的一支生力军,受到居住国和祖籍国人民的好评。
四、华侨华人对促进中拉关系的作用
中国与拉美国家没有历史旧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政治上相互信任和支持,在经济上相互合作与补充,在文化上相互交流与学习。中拉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华侨华人对中拉关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中拉关系全面发展
中国已同拉美33个国家中的21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与巴西、墨西哥、秘鲁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委内瑞拉、阿根廷、智利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同牙买加建立了友好伙伴关系,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这些合作模式有力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出访拉美时,几乎与所有建交国的拉美国家元首举行了会谈。中拉关系的政治气氛友好,经济合作趋势加强,中拉合作有利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
中拉经贸关系也获得了大幅度发展,到2011年底,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华投资累计1635亿美元,占外资总额的13.1%;到2012年底,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即在能源、矿产、制造业、基础设施方面,投资为682亿美元;2012年,中国宣布成立首期50亿美元的中拉合作基金,100亿美元为中拉基础设施合作专项贷款; 2013年,中国向加勒比国家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基础设施专项贷款;2014年宣布3年内向巴西提供50亿美元贷款支持购买或租赁中国企业提供的设备和船只,向阿根廷提供用于两个水利项目和铁路建设的75亿美元贷款,与委内瑞拉签署500亿美元贷款换石油协议。中拉贸易总额1990年为23亿,2010年为1800亿,2011年为2415亿,2012年为2612亿,2013年为2617.5亿。据预测,中国在2014年至2020年将从全世界进口10万亿美元的产品,对外投资将达5000亿美元,届时中拉经贸关系会有更大发展。
此外,中拉在国际政治领域相互支持,例如,中国支持巴西候选人竞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美支持中国执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这样相互支持的例子不胜枚举,以前有,现在有,今后会更多。
(二)华侨华人在中拉关系中的促进作用
拉美华侨华人是宣传介绍中国的使者。华侨华人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宣传真实的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好声音,让更多的拉美人知道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爱好和平的中国,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和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
拉美华侨华人可以为中拉经贸交流牵线搭桥。拉丁美洲土地辽阔,资源丰富,拉美的香蕉产量(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巴拿马)占全世界产量的80%,咖啡产量(巴西、哥伦比亚)占全世界产量的60%,糖产量(古巴)占全世界产量的25%,牧场草原面积占全世界的14%,水力发电蕴藏量为4.67亿千瓦,占全世界的16.9%,石油储量仅次于中东,占全世界的12%(其中墨西哥有103亿吨,委内瑞拉有80亿吨)。智利铜储藏量为1亿吨,居世界第一;秘鲁的铜储藏量居世界第四;巴西铁矿储藏量约有1000亿吨,居世界第二。拉美有世界上最大的捕鱼场(秘鲁、智利)。拉美的黄豆、可可产量均名列世界前茅。中国需要资源,而拉美需要资金和技术,双方都应该抓住这一大好机会,巩固传统友谊,扩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提高合作水平,实现互利双赢。拉美华侨华人在中拉经贸合作中大有可为。他们中有不少有经济实力的华商,他们熟悉住在国国情和法律,擅长经营,可以充当中介和代理人的角色,同时,中拉经贸合作的发展可以带动拉美国家华人经济的发展,为他们创造商机和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华侨华人是在拉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力军。拉美华侨华人在全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积极推动中拉人员交流,加强祖籍国与居住国的贸易和文化往来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2001年3月,在巴拿马成立了由19个国家的侨领代表参加的“中南美洲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巴拿马华侨钟月钧为首任促统会会长(2001至2013年在任)。巴拿马华侨唐金水为第二任促统会会长(2013年上任),他应邀于2013年率中美洲六国促统会会长访问中国。在环境保护和教育交流方面表现突出的有巴拿马的巫俊辉,他现在任巴拿马大学国际合作处中国事务干事,在促进中国和巴拿马教育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拉美国家还创办了一些华文报纸,如巴西的《南美侨报》《美洲华报》《南美侨友》《圣保罗报》,阿根廷的《阿根廷华侨通讯》《侨心报》《世界新闻》,智利的《旅智会声》《智利侨讯》,秘鲁的《秘华商报》《公言报》,委内瑞拉的《委华报》《南美新侨报》《委国侨报》,苏里南的《洵南日报》《中华日报》,巴拿马的《拉美侨声》《拉美快报》,古巴的《光华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华商周报》,等等,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介绍中国情况和反映侨情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自20世纪起,拉美华侨华人开始创办中文学校、艺术团体,不少大学相继开办了孔子学院。这有利于拉美华侨、华人和华裔及当地人了解中华文化,把民族精神融入华人和华裔的血液之中。对于传播中华文明,华侨华人应有历史的使命感和现实的紧迫感。中国对拉美的了解多于拉美对中国的了解,华侨可以利用已有的中文媒体和正在兴办的外文媒体,让拉美更多地了解中国,减少疑虑,增加互信,在多个领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三)澳门在中拉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澳门是华工奔赴拉美各国的主要始发站,与拉美华侨有着天然的历史联系。这是澳门的优势,澳门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在促进拉美华侨华人为祖籍国做贡献方面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2012年6月,中国正式提出成立“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合作论坛”(简称中拉论坛)。2014年1月,拉美国家共同体第二届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支持建立中国——拉共体论坛的特别声明”。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拉美时,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成立中拉合作论坛。澳门可以找到一个或几个合适的着力点,在促进拉美华侨华人参加论坛方面发挥作用。例如,开辟澳门到拉美的空中丝绸之路,方便中国与拉美的人员往来,就是可以考虑的着力点之一,也可以考虑参与中拉论坛旗下的华侨华人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设有拉美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下设拉美分会,北京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西南科技大学建立了拉美研究中心。还有不少大学建立了类似机构,但这些研究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中拉关系的宏观情况和国别情况,并非侧重研究拉美华侨华人,因此,澳门可以考虑成立拉美华侨华人研究中心。澳门的拉美研究中心可以与上述内地机构进行交流与合作。鉴于在华侨赴拉美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澳门可以在学术研究方面开出一片新天地。
中拉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关系进入了相互促进的新阶段。澳门在中国与拉美地区的初期接触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中国与拉美国家建交缘起于双方对解决华工问题的关注与协商。现在的中拉关系与19世纪的中拉关系相比已有实质性变化,华侨华人的境遇与过去相比有天壤之别。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如何让澳门在促进中拉关系发展方面发挥其传统作用与创新作用,如何让拉美华侨华人为居住国和祖籍国做出更大贡献,是一个重要课题。深入了解拉美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正确分析当前华侨华人政治及经济上的优势与不足,将有助于提升澳门在中拉关系中的地位。(作者:杨发金,单位:外交部拉美司)
来源:华人华侨历史研究